劝业渊源

天津劝业场的初创，离不开两个大股东。高星桥招股筹建劝业场，每股10万元，他自认6股；另一合作伙伴，居津逊清庆亲王载振3股。这90万元投资，将商场建到了第三层，高星桥又向银行借贷50万元，盖成了六层大楼。别人动摇，退股，载振不为所动。1928年，这座法租界第一大商场落成，租界当局希望就叫它“法国商场”。自家开的商场，干嘛为“法国”忙活？一旦国人再倡抵洋排外，还得跟着吃挂落儿。高星桥觉得此称不妥。载振提议，冠名“劝业场”。这一命名，对于天津劝业场的文化积淀，实在是个大贡献，是高起点的发端。
载振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庚子之后，苦撑苦挨的清廷，奕劻是活跃的实权派。奕劻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又任军机大臣，还受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大权独揽，聚敛也多。其子载振跟着显贵，封了爵，人称“振贝子”。1902年，载振被派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出访英法美日四国，他接触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有所感触，记录于《英轺日记》一书中。归国后，他愈加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成为御前大臣。《清史稿》有这样一笔：“载振赴日本大阪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还未到而立之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商务部长，这无疑是载振人生最具光彩的经历；而这一经历，于国于民的意义，恰恰在于“劝业”。
当年，落后挨打的中国，学西方也学东洋，含着新意的“劝业”，便带着时代气息，从日本折返华夏。天津档案馆藏有《津海关道唐绍仪为日本大阪市开设第五次劝业博览会等事札当海关税务司好博逊》，讲的就是1903年大阪劝业博览会。这次劝业博览会吸引许多中国人渡海往观，载振也去了大阪。
载振乘兴而归，回国后建议振兴商务。多年从事洋务经营的盛宣怀，前一年提过建议，被搁置，这回有了着落。商部设立了，载振任尚书。1906年清朝改革官制，“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此时，这位农工商部部长，也才年仅三十。农工商部更是旨在“劝业”的部门——后来，清政府决定在各省任命劝业道，掌管各省的农工商事务。当然，这已与载振没什么关系。他因歌妓杨翠喜丑闻，做农工商部尚书仅一年，便辞官去职。
与载振有关的，是清政府于1905年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附设劝业场。此前，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两湖劝业场；此后，1907年，袁世凯在津建成劝业会场，地址是今中山公园。它们都属于会展形式的商场。可以讲，那是一个大江南北呼唤“劝业”的年代。这以后出现的劝业场，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商场，如1909年成都劝业场，1917年上海劝业场，1927年济南劝业场。
清末民初，延续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劝业运动，1928年在天津做了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