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故居
民国传奇人物杨度在天津留下自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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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游览时间:
春秋两季 -
推荐游览时长:
1小时 -
门票价格:
免费参观 免费参观 -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景区介绍
杨度故居
杨度一生与天津结缘。辛亥革命前，天津是北方立宪运动的中心。1908年6月下旬，杨度应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址)之邀，在该校礼堂发表了著名的要求清廷开设国会，实行立宪的演说。随之，天津成为杨度政治活动的中心。杨度当时在津居住在德租界10号路(今河西区绍兴道)27号（已不存）。 1915年，杨度承“极峰”（指袁世凯）之旨，先撰《君宪救国论》，后组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出谋划策。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命归黄泉。7月14日，继任总统黎元洪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被列在首位，并令“拿交法庭，严行惩办”。而杨度则先此已隐居于天津德租界清鸣台(今河西区浦口道青岛胡同一带)8号寓所，过他的寓公生活。
人物成绩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条实现“宪政救国”之梦的途径。杨度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两文，又请梁启超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在此基础上，五位大臣们再加工、润色，上呈慈禧，奏请立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两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3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
杨度自办《中国新报》，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梁启超和徐蒋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开创了先河。在杨度的领导下，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以“开国会”为号召像政府请愿的办法，更使其声势浩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6月，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各地支部纷纷成立，声势盛极一时。
历史评价
杨度病中自题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王闿运：“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王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批评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曾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
蔡锷：“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杨云慧曾这样评价父亲：“他的思想仅从爱国出发，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既希望国富民强，却又害怕流血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握有权势的 开明统治者身上。所以，从留学日本时起,父亲就一直注意国内的政治动向，寻找这个"有为者"，希望他带领大家立宪革新。这也正符合了他在《湖南少年歌》中所说的‘大地何年起卧龙’的思想。”
杨度之孙杨友麒说：“我也有点可惜杨度，从才能上讲，他不比梁启超差，但他把自己的才学很多浪费在政坛上了。他本身又不是当官的料，他是一个书生，书生就干书生的事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