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故居

民国传奇人物杨度在天津留下自己的痕迹。

遗产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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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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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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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开放

景区介绍

杨度故居

杨度一生与天津结缘。辛亥革命前,天津是北方立宪运动的中心。1908年6月下旬,杨度应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址)之邀,在该校礼堂发表了著名的要求清廷开设国会,实行立宪的演说。随之,天津成为杨度政治活动的中心。杨度当时在津居住在德租界10号路(今河西区绍兴道)27号(已不存)。 1915年,杨度承“极峰”(指袁世凯)之旨,先撰《君宪救国论》,后组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出谋划策。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命归黄泉。7月14日,继任总统黎元洪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被列在首位,并令“拿交法庭,严行惩办”。而杨度则先此已隐居于天津德租界清鸣台(今河西区浦口道青岛胡同一带)8号寓所,过他的寓公生活。

杨度其人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2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
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同年,杨度又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与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起上奏。第二年,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杨度任该馆提调,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宣统二年(1910年),清资政院会议期间,杨度指出中国必须在法律上消除家族的各种特权,国家和人民之间,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人民要有“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国家要给人民以“营业、居住、言论等等自由”,人民“对于国家担负责任”。这一名为“国家主义”实质上仍是“金铁主义”的法律理论,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抨击。
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32年逝世。

人物成绩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条实现“宪政救国”之梦的途径。杨度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两文,又请梁启超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在此基础上,五位大臣们再加工、润色,上呈慈禧,奏请立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两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3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
杨度自办《中国新报》,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梁启超和徐蒋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开创了先河。在杨度的领导下,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以“开国会”为号召像政府请愿的办法,更使其声势浩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6月,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各地支部纷纷成立,声势盛极一时。

历史评价


杨度病中自题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王闿运:“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王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批评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曾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
蔡锷:“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杨云慧曾这样评价父亲:“他的思想仅从爱国出发,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既希望国富民强,却又害怕流血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握有权势的 开明统治者身上。所以,从留学日本时起,父亲就一直注意国内的政治动向,寻找这个"有为者",希望他带领大家立宪革新。这也正符合了他在《湖南少年歌》中所说的‘大地何年起卧龙’的思想。”
杨度之孙杨友麒说:“我也有点可惜杨度,从才能上讲,他不比梁启超差,但他把自己的才学很多浪费在政坛上了。他本身又不是当官的料,他是一个书生,书生就干书生的事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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