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大公报》于191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张报纸。《大公报》报社最初设在天津法租界，后移至日租界。“大公报”三个字为严复所写，报头上的法文单词意为“无私”。报纸一经创刊就很快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报纸，在全国和海外颇具影响。
创办人英敛之出身贫寒，学识渊博，是一个比较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不像以往的传统知识分子那样，把知识作为自己的特权，他希望通过老百姓多了解国际国内的形势，提高他们的知识，然后强大自己的国家，富强自己的民族。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英敛之为大公报作序指出：报之宗旨，在开民风，牖(有)民智，挹(亦)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创刊第二天，他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对报纸名称解释说：本报但循泰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无所不记。
1905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极大权于一身。当时的袁世凯则坐镇天津。《大公报》积极支持废除歧视性的虐待华工条约和抵制美货运动，触怒了袁世凯。便下令禁止销售《大公报》。《大公报》奋力抗争，指出：为几十万在美受苦的中国人说话，是大公报的天职。一息尚存，勉尽天职，志不容懈。
《大公报》在当时勇于打破封建势力的禁锢，用西方的学术观点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主张兴实业、办学校、立宪法、反对缠足、吸食鸦片。《大公报》的副刊率先全部采用白话文，这比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早了十多年。
《大公报》紧随世界潮流，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个介绍了共产主义，它于1903年3月31日刊出社评《二十世纪之新主义》，将社会主义称为“思想最高之主义，变资本主义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公有之社会”。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留日学生联合创办的新记公司收购了《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撰写社评《本报同仁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实事求是的办报方针，并将之定为社训。张季鸾的文笔被称为“横扫千军”。《星期论文》请社会名家撰述，报纸增加对重大事件的实效性报道，“四不”原则成为每一个记者的行为准则。
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报纸，《大公报》见证了一个时代。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去往法国采访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大战期间唯一留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萧乾；《大公报》还第一个派记者在1932年前往苏联，报道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中国西部，向全国民众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发表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从瑞金到陕北》多篇西北之行通讯，使国民党统治取得广大读者第一次了解了红军长征的部分情况，范长江以客观准确的报道，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幅宏伟壮丽的长征画卷。

四不主义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
张季鸾50大寿时，于右任献诗赞之：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张季鸾先生去世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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